银发浪潮涌来，如何优化养老产业、构建科学养老服务体系？

2000年，我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20年中，这一进程在不断加快。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2.6亿。民政部预测，“十四五”时期，全国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从轻度老龄化迈入中度老龄化。5—10年后，全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进入中高龄，将迎来一拨养老照护的浪潮，养老服务将接受更大的挑战和考验。

在此背景下，我国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当前，全国多地积极摸索符合国情、适应当地需求的养老新模式。8月13日，上海市民政“十四五”规划发布，提出进一步加大养老服务供给。包括到2025年“护理型床位占比”要由2020年的32%提高到60%；“老年认知障碍照护床位”由2020年的5000张提高到15000张；新增“重残养护床位”2000张等。

几乎同时，杭州市也发布了养老服务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其中明确提到加快发展养老服务“时间银行”，并建立标准统一规范、全域通存通兑的长效服务体系。据了解，在这种模式下，时间成为统一的“货币”，可以存储、兑换，获得方式就是申请成为养老服务志愿者，为高龄、独居或者特别需求人群提供志愿服务。志愿服务的时间可以储蓄到“时间银行”，等自己年老需要帮助的时候，再从“时间银行”支取时间兑换服务。

云南省则在其民政事业“十四五”规划征求意见中提出，推进建设居家社区“15分钟”养老服务圈，在全省所有街道至少建成1个具备综合功能的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社区日间照料机构覆盖率达到90%以上；此外，以助餐为突破口，在城市社区全面启动建设新时代“老年幸福食堂”，为老年人居家养老提供营养均衡的膳食服务。

山东、江苏等地也相继发布了“十四五”养老服务体系规划。“各省市所制定的养老服务体系规划都是在“十四五”整体规划的基础上，再根据各地条件进行创新和完善。”在养老服务产业工作多年的段明告诉记者，“目前，地方上正在或即将实施的新一轮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基本进一步明确了基本养老服务保障的内容，并建立了基本养老服务财政投入机制。”

养老需求不断扩大，养老产业前景光明。

根据国际标准，65岁以上人口占比7%—14%为轻度老龄化，14%—20%为中度老龄化，21%—40%为重度老龄化。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是13.5%。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处于中度老龄化的边缘。

近年来，在政策与市场的双重推动下，大批资本纷纷涌入养老产业。记者通过企查查了解到，近十年养老相关企业注册量逐年攀升，2016年首次突破2万家，2018年首次突破3万家，2020年注册量达到4.83万家，同比增长19%。

“虽然各路资本都开始涉足养老产业，但真正做得好的仍是少数，多数企业都处于亏损状态。”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会长、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刘维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虽然现有的相关政策有很多，但有些政策并不协调统一且操作性差；另一方面，政策虽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市场，但落地难、运营难，大多数资本仍在用原有的思维运作养老产业，导致很难做好。

值得关注的是，我国养老模式和产业仍存在短板。此前，在中国较为推崇的是“9064”和“9073”养老模式，即其中90%居家养老，6%或7%享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剩下的4%或3%则由机构代为照顾养老。一般情况下，健康状况较好的老人适合居家养老；另一部分年龄更大、身体不太好的老人需要工作人员照顾，可选社区养老；还有一小部分老人，身体较差，长期没有人照顾，适合机构养老。

然而在推广多年后，居家、社区、机构三种养老模式在国内并没有得到有效融合。此前，青岛市副市长栾新在探讨迎接老龄化社会问题时曾指出，机构养老已经遇到了瓶颈，空床率甚至接近一半。以青岛为例，“十三五”期间，青岛市养老机构数量由196家增加至264家，养老总床位由5.2万张增加至6.8万张。然而，青岛市以往将兴办养老机构、发展机构养老作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主攻方向，机构床位增加了很多，可入住率始终不高。

此外，养老资源分布不均同样是不可忽视的问题。段明表示，由于经济实力和老年人数量不同，各省养老资源分配不均的情况一直存在，直观体现在养老床位数量方面。据统计，浙江、内蒙古、江苏、湖北、安徽、北京、广东、贵州、甘肃每千名老年人口拥有养老床位数超全国平均水平，而云南、新疆、海南每千名老年人口拥有养老床位数较少。

结合未来我国在养老方面的需求来看，我国养老及其相关产业发展潜力巨大，值得深入挖掘。

究竟什么样的养老服务体系才是最符合中国国情、最能满足人民需求的？“十四五”规划纲要所倡导的是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在刘维林看来，从市场角度出发，能够满足老年人需求、得到其认可且能产生社会经济效益的模式才是相对稳定的养老模式。

不少业内人士都认为，养老产业不仅有经济效益还有社会效益，如何引导更多资本进入养老产业，将养老产业作为一个特殊的产业政策提出来，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刘维林认为，多数社会资本都是跨界而来，如地产企业兴办养老机构、酒店业改做高端养老公寓、健康服务机构做康护院、旅游类企业搞旅居康养、科技企业来做智慧养老、金融机构布局养老金融，物业公司则通过与养老公司、医药公司合作推出新养老子品牌建立养老中心的方式进入养老领域等等。

“资本只看到了市场红利，但忽略了养老产业自身的发展现状及规律。中国老龄化有一大特点是‘未富先老’，市场上不乏高大上的养老机构，但真正能承担得起的老年人又有多少？”刘维林指出，要想发展好养老产业，其模式一定要具备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以及品牌化，否则无法带给老年人较好的体验，也就无法将目标客户群体“黏住”。

在应对老龄化方面，欧美国家的经验对我国也有借鉴意义。如美国的CCRC模式，即一种复合式的老年社区，通过为老年人提供自理、介护、介助一体化的居住设施和服务，使老年人在健康状况和自理能力变化时，依然可以在熟悉的环境中继续居住，并获得与身体状况相对应的照料服务。这意味着低能、半失能、失能老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养老服务，能够满足不同年龄段、身体状况、需求的养老服务，着眼于全生命周期、全龄人群。

但刘维林也强调，尽管国外的发展模式已相对成熟，但引入中国时仍应考虑实际国情，避免“水土不服”的现象。

谈及养老资源不均衡问题，段明表示可以通过地区之间的联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因老龄人口和资源分布不均导致的养老压力。

实际上，2019年开始，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40个城市以及上海16个区开展了区域养老一体化试点合作工作。2020年底，上海发布了首批长三角异地养老机构名单，包括江苏苏州、无锡等20个城市的57家养老机构，为长三角老年人跨区养老提供了选择。

“这样一来，上海可以将管理方面的经验输送到浙江、江苏、安徽等地，而安徽的剩余的劳动力可以输送到上海、浙江、江苏，以此实现互补。”段明说。

中国老龄协会政策研究部主任李志宏则建议，从供给侧要抓好落实，深化养老托育等领域“放管服”改革，切实解决用地难、用工难、融资难、营利难等老大难问题，推出更多优惠支持和监管政策，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良好营商环境；从需求侧要做好牵引，比如通过稳步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提升养老服务补贴水平、探索实施育儿假等，拉动庞大的潜在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